债转股模式是PE基本投资模式之一，其基本思路是：先以债权方式将资金提供给目标企业使用，并约定入股条件；当条件成熟时，PE机构可以选择将债权转变为目标企业股权，一般是以增资方式进入。
在我国，以债权对公司出资的法律路径已经敞开，债转股投资模式在法律上不存在原则性障碍。《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法律、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根据该规定，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可以用作出资，此外，其他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也可以作价出资，因此，股权、债权等权益资产也可以用于对公司出资。
但是，综合《公司法》以及工商注册的评估、验资等程序来看，债权转股权时，应当对债权进行评估，以确定其价值；此外，笔者还建议对债权出资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虽然《公司法》不再要求必须验资，但《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据此，股东仍应履行出资义务，并以认缴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而验资是证明股东已经履行出资义务、避免额外承担股东责任的最好方式）。在评估与验资过程中，债权的合法性与确定性尤为重要，一项存在法律瑕疵、存在不确定因素的债权，对其价值的评估将无法进行，验资工作也很难开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债转股投资模式的设计中，保证债权的合法性与确定性是最核心的内容。笔者，从这个角度出发，就该模式的具体实施方式作初步分析、探讨。
一、企业间直接借贷方式存在瑕疵，摒弃此种方式为宜
1、该种投资模式的法律框架为：
a、PE机构与目标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借给目标公司约定数额款项。
b、PE机构与目标公司的股东签订《股权质押合同》，由股东将其股权质押给PE机构，以担保《借款合同》中的还款义务。（或与其他担保人签订《担保合同》，对PE机构贷款提供担保。）
c、PE机构与目标公司签订《债转股协议》及《增资协议》，待某项条件成就时，将依据《借款合同》产生的债权转成对目标公司的股权。
2、该种投资模式存在如下法律风险：
1）、《借款合同》合法性存在法律瑕疵
第一、与现行实体法律及司法解释相抵触
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1996年8月1日起施行的《贷款通则》第六十一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1990年11月12日起实施的《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第二款规定：“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的，是明为联营，实为借贷，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确认合同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1996年9月23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规定：“企业借贷合同违反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
依据前述规定及司法解释，PE公司与目标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可能被定性为无效合同。
第二、与历史上的司法判例及司法实践相抵触
根据“北大法宝”收集的中国法院裁判文书数据库的检索结果，检索到的2013年以前的生效判决，倾向性的认定企业间借贷合同无效。例如：开县房地产管理处诉四川万福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0)渝二中法民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中国浦实电子有限公司与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闽民终字第502号民事判决书）中，人民法院均认定：企业之间的相互借贷，违反了我国金融法规，应属无效合同。
根据笔者掌握的情况，2013年以前，我国地方法院亦倾向性认为企业之间的借贷合同属无效合同。
此外，为配合民间融资监管体制改革，2013年最高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在全国商事审判会议上的讲话《商事审判中需要注意的几个法律适用问题》中提到：“在商事审判中，对于企业间借贷，应当区别认定不同借贷行为的性质与效力。对不具备从事金融业务资质，但实际经营放贷业务、以放贷收益作为企业主要利润来源的，应当认定借款合同无效。在无效后果的处理上，因借贷双方对此均有过错，借款人不应当据此获得额外收益。根据公平原则，借款人在返还借款本金的同时，应当参照当地的同期同类贷款平均利率的标准，同时返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对不具备从事金融业务资质的企业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所进行的临时性资金拆借行为，如提供资金的一方并非以资金融通为常业，不属于违反国家金融管制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不应当认定借款合同无效”，该讲话认为“为生产经营需要所进行的临时性资金拆借行为，不应当认定借款合同无效”，表达了最高院的倾向性态度。且在奚院长该项指导意见在2013年后的司法实践中得到了执行。
但笔者认为，从我国《立法法》以及立法学阐释的立法原理与法的效力角度看，奚晓明的讲话仅代表其个人观点（虽然这种观点在实践中可能被下级法院采纳），如想改变原有的法律规则，应首先修改《贷款通则》等金融法规，再以正式函文的方式下发新的司法解释，以取缔此前的规则体系。在新的规则体系依法产生并对原有的规则体系予以取缔之前，企业间直接借贷的合法性瑕疵尚未获得解决。
2）、《股权质押合同》、《债转股协议》及《增资协议》具有附属性、从合同的特点，其合法性、有效性依赖于《借款合同》合法性判断。
一旦作为主合同的《借款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则作为基础法律关系的合法的借贷关系不再存在，基于《股权质押合同》产生的质权、基于《债转股协议》及《增资协议》产生的转股权亦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此种情况一旦发生，基于前述合同的期待性权利与保障均将无法实现。
二、通过金融机构委托贷款被司法实践肯定，可选择此种方式
该种模式将企业间借贷纳入金融体系监管之下，补正了企业间直接借贷产生的法律瑕疵，实践中广泛采用并被法院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民二终字第43号民事判决书（新疆宝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联勤部等委托贷款纠纷案）、（2007）民二终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君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与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委托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中，确认了企业间通过金融机构委托贷款合法、有效。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判决中体现出的如下裁判原则及倾向，值得高度重视：
1、委托贷款协议由三方共同签署有效性更有保障
在办理委托贷款业务时，签订合同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分别由委托人与受托人签订委托合同、受托人（贷款人）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在委托合同和借款合同中均载明贷款资金的委托人和借款人；另一种是委托人、受托人、借款人三方共同签订的委托贷款合同，约定各自的权利义务关系。
以上两种方式中，选择第二种方式，主体及权利义务的界定、告知等更明确、清晰，能够有效地降低歧义、争议事项的存在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