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上述对“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分析可见，违反《公司法》第72条规定的行为，仅仅损害了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并没有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公司法》第72条规定应理解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股权转让行为及股权代持安排协议并不会因为违反《公司法》第72条规定而当然无效。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明确规定，外商投资企业中的股权“转让方、受让方以侵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为由请求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该规定仅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当然，这对于内资企业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也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公司法》第72条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分析。
在司法实践中，虽然各地人民法院通常不会将《公司法》第72条规定理解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但对股权转让行为属于效力待定还是可撤销仍存有一定争议。例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年在其官网发布的《民商事审判实践中有关疑难法律问题的解答意见》中提出，未经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股权转让合同一般应认定为效力待定的合同；根据2007年《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公司纠纷、企业改制、不良资产处置及刑民交叉等民商事疑难问题的处理意见》，目前审判实践中较为通行的观点为：未经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股权转让合同不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其效力始于成立之时。
笔者倾向于认为，前述案例涉及的股权转让合同不应被认定为效力待定的合同，而应属于可撤销的合同。一般来说，效力待定是因为合同当事方主体资格、能力存在瑕疵，具体而言，《合同法》规定的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无代理权、超越代理权、代理权终止后以及无处分权人签订的合同为效力待定，而股权转让行为中的转让方和受让方通常均不存在上述主体资格欠缺，唯一的瑕疵是未履行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程序，从而损害了第三方（即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因此，作为权利受损害方，其他股东可以请求撤销转让方和受让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但是在行使撤销权之前，该股权转让合同是有效的。
结论及建议
综上，笔者认为，就股权代持安排协议而言，如其中无其它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的条款，则其中的委托持股行为及股权转让行为均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也非属于效力待定，应属于有效。
本文开头所述案例的主审法官的审判意见与笔者的观点是一致的。该案判决书认为，委托持股行为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故而合法有效；《公司法》第72条之规定应理解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该规定，其他股东如果认为被告转让股权的行为侵害了其优先购买权，可以据此请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而原告作为股权受让方，并不能代替其他股东行使该权利。因此，《代持协议》应认定为有效。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代持协议》未被认定为无效，但如前文对违反《公司法》第72条规定的股权转让行为的法律效力的分析所述，如果其他股东主张该股权转让行为损害了其优先购买权，则其可据此请求撤销《代持协议》。因此，《代持协议》的效力状态仍然存在不稳定性。笔者建议在实务操作中，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关技术措施，以弥补股权转让程序上的瑕疵，从而补强《代持协议》的效力，以防范后续可能产生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