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他们最看好的创业者，红杉合伙人的动作非常快，有时候上午刚听完推介下午就能达成投资协议。红杉的协议条款也非常简洁，只有一页纸，没有冗长的律师备忘录。PayPal联合创始人、特斯拉汽车CEO伊隆·马斯克（Elon Musk）很欣赏红杉的速度——1999年，他还在打造PayPal的前身时，红杉没等律师做好所有文书就给他打过去500万美元。
2009年一起创办家居装修网站Houzz的艾迪·塔塔尔科（Adi Tatarko）和阿隆·科恩（Alon Cohen）在2011年进行融资时也选择了红杉——虽然另一家风投机构能给出更高的估值，但是红杉的“直接和迅速”赢得了他们的青睐。
与硅谷移民的深厚渊源
塔塔尔科和科恩在以色列长大，马斯克来自南非，哈尔德来自挪威——《福布斯》的分析数据显示，荣登“最佳创投人排行榜”的红杉合伙人所投资的初创企业中，59%的公司都至少有一位出生于美国之外的联合创始人，这些创业者的出生地涵盖了乌克兰、爱尔兰、芬兰、希腊、印度、巴基斯坦、委内瑞拉等近20个国家。相比之下，考夫曼基金会（Kaufman Foundation）的数据显示，美国只有四分之一的初创企业至少有一位创始人有移民背景。
红杉与硅谷移民人才之间的关联绝非偶然现象。在红杉合伙人团队里，莱昂内来自意大利、莫瑞茨来自威尔士、博塔来自南非、林君睿来自台湾，而且那些来自美国东北部的人也将自己视为移民。他们都是想在硅谷做出一番事业的外乡人，而加州本地人在红杉很少见。
所以，红杉的合伙人不介意去简陋的咖啡店和房租低廉的办公室寻觅创业者，因为厉害的初创企业常常就诞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其他风投资本家往往爱去顶级高尔夫球场、滑雪度假圣地等高端场所碰运气，但是莱昂内却说：“我们不去那里，未来的创始人不在那种地方。”
崇尚谦逊的和谐氛围
在风投这一行，合伙人互相挤兑、反目成仇甚至对簿公堂都是常有的事情，但红杉始终是个例外。多亏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招聘习惯、日常工作实践和薪酬支付模式，红杉得以保持和谐的氛围，并且能在必要时顺利地实现领导层的新老交替。红杉符合莱昂内对意大利式大家庭的理念：大家性格各异，但是纵然经历种种曲折、无论发生什么，依然有一种决心让他们拧成一股绳。不过，红杉家族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目前还没有女人在红杉的美国地区投资业务中扮演顶层角色——但是红杉表示希望有朝一日能招到这样一名投资女杰。
“我们喜欢出身贫寒、渴求胜利的人。”莱昂内说道，“而我们喜欢的文化，是人们长期相互信赖的那种文化。”红杉的确聘用了一些商学院毕业生担任无投票权的初级合伙人，但是红杉的高级合伙人中不乏经验丰富的科技行业高管，例如林君睿（Zappos）、布莱恩·施赖尔（谷歌）和奥马尔·哈默伊（AdMob）——他们都曾经在红杉资助过的公司工作多年。
以施赖尔为例，他曾经在2008年向红杉推介了自己的三个创业点子，其中包括制造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大按键手机。这些点子都不讨莫瑞茨喜欢，但是莫瑞茨回忆道：“布莱恩最棒的一点，就是他自己。”红杉认为，施赖尔的热忱和谦逊正是公司非常需要的。
红杉的合伙人们每周一上午8点开会讨论投资前景和评价现有的投资组合。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是崇尚谦虚——大家要达成正确的决策而不能过于自我，个人持续发言超过90秒都嫌太长。
对创业者：帮忙不分大小事
不同于华尔街那些好大喜功、总想做些让股价一日之内涨上去的“大动作”的激进投资者，红杉的合伙人会在那些不会见诸新闻报道的小事上毫无保留地帮助公司。当WhatsApp发愁招不到工程师时，戈茨约见了至少六名候选人、跟他们和他们的爱人一起共进晚餐，让他们相信这家不起眼的初创企业前途一片光明。当年仅23岁的Stripe联合创始人约翰·科利森（John Collison）想要向美国东海岸一家大型金融公司推介他们公司的支付服务时，莫瑞茨陪他做了两遍彩排，告诉他如何把故事讲得更好。
而红杉合伙人不辞辛劳地帮助初创企业创始人时，常常会运用他们的知识积累。例如Dropbox会定期邀请曾担任谷歌工程技术主管的红杉合伙人比尔·库格伦（Bill Coughran）传授产品开发经验，而库格伦有一次在回忆谷歌搜索部门加强索引功能的经历时，给了Dropbox很大启发。
如果红杉给的建议太多，创始人门也会提出反对，例如计算机安全公司Palo Alto Networks的创始人尼尔·朱克（Nir Zuk）就曾经对戈茨说：“如果你想给我当产品经理，我会立即雇用你。但是你不能六周才来参加一次董事会议，还对我说你比我们的全职产品经理更懂行——这样做可行不通。”但是朱克也表示，红杉最让他欣赏的一点，是合伙人也有过创业经历、能够理解他们。
遗憾：错过Twitter和Facebook
红杉的投资并非万无一失。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时，红杉对eToys和Webvan等公司的投资损失惨重。距今比较近的一大失败是照片应用Color——它最后亏本出售给苹果，导致红杉损失了2500万美元。就连成立于2003年、以骄人成绩著称的第十一支风投基金也有超过1亿美元的损失，因为它投资的一些初创企业以倒闭告终。
但是比投资失败更让红杉苦恼的事情，是对一些潜力股说了“不”，比如放过了Pinterest和Twitter——2007年，红杉曾经有机会获得10%的Twitter股份，当时Twitter的估值只有2000万美元（现在已经翻了1000多倍）。
2011年，红杉投资者分析了错失Twitter的教训，结论是：他们对于获取理想投资对象20%到30%的股份这件事过于执着，而Twitter CEO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不愿出售那么多股份。有了前车之鉴，合伙人门现在遇到特别厉害的初创企业时，往往更愿意以较高的价格获得较少的股份。
红杉犯过的最大错误，是在2006年表现得极其不专业的对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嘲笑了一通。在红杉这里碰了一鼻子的小扎拿到了Accel Partners的投资，而这笔投资最终收获了高达300倍的回报。
如今，Facebook和红杉已经和好了，因为Facebook这两年的两大收购对象——Instagram和WhatsApp都是红杉投资的公司。莫瑞茨回忆起当年小扎穿着睡衣来做推介演示的经历，表示他个人其实非常欣赏小扎的胆识。“幻灯片的最后一页写着‘马克·扎克伯格出品’……我在像他这么年轻的时候可没有这种勇气。”
其他风投资本家对于红杉的成绩固然佩服，但也难免忍不住挑挑红杉的毛病，例如Greylock Partners的合伙人大卫·斯泽（David Sze）就认为红杉“态度比较刻薄”。
很多年前，旅行搜索引擎Kayak的联合创始人史蒂夫·哈夫纳（Steve Hafner）和保罗·英格里希（Paul English）向红杉做推介时，哈夫纳请红杉的合伙人帮他测试一下提供机场代码的服务。莱昂内不太愿意帮忙，这时候有人打趣道：“道格哪里懂什么机场代码，他只坐私人飞机哦！”其实这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哈夫纳当时可不知道莱昂内是个多么节俭的人，他以为肯定没戏了，后面的演示也搞砸了。他俩一开始被红杉拒了，一天之后英格里希又找了红杉一次才说服他们再考虑一下。
耐心追求最大收益
当投资的公司遇到问题时，红杉会给它们时间来解决问题，还会为他们指点迷津。但是当红杉看到一家公司经营得不错，就会相信它还能更上一层楼。林君睿最近在旧金山与十几名红杉投资组合公司的CEO共进晚餐，并在席间提出一个问题：有多少人会用一项叫做“净推荐值”（Net Promoter Scores）的数据衡量顾客的兴趣？几乎所有人都举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