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操纵利润到伪造销售单据，从关联交易到大股东占用资金，从虚报固定资产投资到少提折旧，西方资本市场常见的假账手段几乎全部被“移植”，还产生了不少“有中国特色”的假账技巧。分析企业的财务报表，既要有各年度的纵向对比，又要有同类公司的横向对比，只有在对比中我们才能发现疑问和漏洞。对比越多，识破假账的概率就越大。
一、最大的假账来源：“应收账款”与“其他应收款”
应收账款主要是指货款，而其他应收款是指其他往来款项，这是做假账最方便快捷的途径。为了抬高当年利润，上市公司可以与关联企业或关系企业进行赊账交易。顾名思义，既然是赊账交易，就绝不会产生现金流，它只会影响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决不会体现在现金流量表上。因此，当我们看到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出现大量“应收账款”，损益表上出现巨额利润增加，但现金流量表却没有出现大量现金净流入时，就应该开始警觉：这家公司是不是在利用赊账交易操纵利润？
赊账交易的生命周期不会很长，一般工业企业回收货款的周期都在一年以下，时间太长的账款会被列入坏账行列，影响公司利润，因此上市公司一般都会在下一个年度把赊账交易解决掉。解决的方法很简单——让关联企业或关系企业把货物退回来，填写一个退货单据，这笔交易就相当于没有发生，上一年度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都要重新修正，但是这对于投资者来说已经太晚了。打个比方说，某家汽车公司声称自己在2004年卖出了1万台汽车，赚取了1000万美圆利润（当然，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会注明是赊账销售），这使得它的股价一路攀升；到了2005年年底，这家汽车公司突然又声称2004年销售的1万辆汽车都被退货了，此前宣布的1000万美圆利润都要取消，股价肯定会一落千丈，缺乏警惕的投资者必然损失惨重。
更严重的违规操作则是虚构应收账款，伪造根本不存在的销售记录，这已经超出了普通的“操纵利润”范畴，是彻头彻尾的造假。当年的“银广夏”和“郑百文”就曾经因为虚构应收账款被处以重罚。在“达尔曼”重大假账事件中，“虚构应收账款”同样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应收账款主要是指货款，而其他应收款是指其他往来款项，可以是委托理财，可以是某种短期借款，也可以是使用某种无形资产的款项等等。让我们站在做假账的企业的角度来看问题，“其他应收款”的操纵难度显然比“应收账款”要低，因为“应收账款”毕竟是货款，需要实物，实物销售单据被发现造假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其他应收款，在造假方面比较容易，而且估价的随意性比较大，不容易露出马脚。有了银广夏和郑百文虚构销售记录被发现的前车之鉴，后来的造假者倾向于更安全的造假手段；“其他应收款”则来无影去无踪，除非派出专业人士进行详细调查，很难抓到确实证据。对于服务业企业来讲，由于销售的不是产品，当然不可能有“应收账款”，如果要做假账，只能在“其他应收款”上做手脚。在中国股市，“其他应收款”居高不下的公司很多，真的被查明做假账的却少之又少。
换一个角度思考，许多公司的高额“其他应收款”不完全是虚构利润的结果，而是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结果。早在2001年，中国上市公司就进行了大规模清理欠款的努力，大部分欠款都是大股东挪用资金的结果，而且大部分以“其他应收款”的名义进入会计账目。在目前中国的公司治理模式下，大股东想企业资金简直是易如反掌；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做假账，但肯定是一种违规行为。
二、与“应收账款”相连的“坏账准备金”
与应收账款相对应的关键词是“坏账准备金”，对于应收账款数额巨大的企业，坏账准备金一个百分点的变化都可能造成净利润的急剧变化。举个例子，波音公司每年销售的客运飞机价值是以十亿美圆计算的，这些飞机都是分期付款，只要坏账准备金变化一个百分点，波音公司的净利润就会出现上千万美圆的变化，对股价产生戏剧性影响。
1999年之前，中国会计制度对坏账准备金规定很不严格，大部分企业的坏账准备金比例都很低，有的甚至低到0.1%，远远低于国际惯例。1999年是中国会计政策的转折点，坏账准备金比例明显增高，一般制造业企业的坏账准备金比例都在3%以上。但是国家不可能硬性规定所有行业的坏账准备金比例，留给企业自主操纵的空间还是很大的。从西方企业的实践来看，利用坏账准备金做假账有两种手段——一种是多计，一种是少计。少计坏账准备金很容易理解，这样可以增加利润，提高股价；多计坏账准备金则一般发生在经营情况恶劣的年份或者更换CEO的年份，新任CEO往往倾向于把第一年的业绩搞的特别差，把大量资金划入坏账准备金，反正可以把责任推到前任CEO头上；由于第一年多计了坏账准备金，以后几年就可以少计甚至不计，利润当然会大大提高，这些功劳都会被记在新任CEO头上。这种做法的实质是用第一年的坏成绩换以后多年的好成绩，在西方被形象的称为“大洗澡”。中国有没有“大洗澡”的现象呢？肯定有，而且为数不少。
理论上讲，上市公司的坏账准备金比例应该根据账龄而变化，账龄越长的账款，遭遇赖账的可能性越大，坏账准备金比例也应该越高；某些时间太长的账款已经失去了偿还的可能，应该予以勾销，承认损失。对于已经肯定无法偿还的账款，比如对方破产，应该尽快予以勾销。遗憾的是，目前仍然有部分上市公司对所有“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按照同一比例计提，完全不考虑账龄的因素，甚至根本不公布账龄结构。在阅读公司财务报表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它是否公布了应收账款的账龄，是否按照账龄确定坏账准备金，是否及时勾销了因长期拖欠或对方破产而无法偿还的应收账款；如果答案是“否”，我们就应该高度警惕。
三、最大的黑洞——固定资产投资
许多中国上市公司的历史就是不断募集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历史，他们发行股票是为了固定资产投资，增发配股是为了固定资产投资，不分配利润也是为了省钱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的阴影里，是否隐藏着违规操作的痕迹？
固定资产投资是公司做假账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但是这种假账不可能做的太过分。公司可以故意夸大固定资产投资的成本，借机转移资金，使股东蒙受损失；也可以故意低估固定资产投资的成本，或者在财务报表中故意延长固定资产投资周期，减少每一年的成本或费用，借此抬高公司净利润——这些夸大或者低估都是有限的。如果一家公司在固定资产投资上做的手脚太过火，很容易被人看出马脚，因为固定资产是无法移动的，很容易审查；虽然其市场价格往往很难估算，但其投资成本还是可以估算的。监管部门如果想搞清楚某家上市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有没有很大水分，只需要带上一些固定资产评估专家到工地上去看一看，做一个简单的调查，真相就可以大白于天下。事实就是如此简单，但是在中国，仍然有许多虚假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没有被揭露，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投资者，对此都缺乏足够的警惕性。
如果一个投资者对固定资产投资中的造假现象抱有警惕性，他应该从以下几个角度分析调查：上市公司承诺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有没有在预定时间内完工？比如某家公司在2000年开始建设一家新工厂，承诺在2003年完工，但是在2003年年度报告中又宣布推迟，就很值得怀疑了。而且，项目完工并不意味着发挥效益，许多项目在完工几个月甚至几年后仍然无法发挥效益，或者刚刚发挥效益又因故重新整顿，这就更值得怀疑了。如果董事会在年度报告和季度报告中没有明确的解释，我们完全有理由质疑该公司在搞“钓鱼工程”，或者干脆就是在搞“纸上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