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债券的公允值同样也会受到市场利率影响。比如说，市场利率的上调一般会导致2019年到期的债券和2020年到期的债券的公允价值减少，市场利率的下调一般会导致2019年到期的债券和2020年到期的债券的公允价值增加。
华尔街精心设计了利润最大化的局，如何锁定这些收益同样很棘手。华尔街祭出三道偿还定期贷款的办法。第一个方法是，从截至2014年12月31日或前后的财年开始，如果AMCE的高级担保杠杆比率净值大于截至该财年最后一天的某个阈值，如果在该财年的过剩现金流量超过2，000万美元的情况下，则用AMCE于各财年的过剩现金流量的50%来进行预付；第二个办法是，不在契约约定所得净现金，且不投向约定方向，须全部归借贷方；除了高级担保信贷融通项下所允许的债务，其再融资所得款项需归还。
此外，在AMC没有动用高级担保信贷融通下的循环贷款期间，AMC仍要向华尔街按季度支付年利率为0.50%的利息。
富贵险中求。面对国际利率市场的瞬息万变和华尔街的咄咄逼人，王健林不仅仅需要有坚强的神经，还要有过人的手腕。
实际上，华尔街债主并没有完全锁定了“利率变动”下限。债券市场变化无常，无法控制风险。如果债券价值下降，投资者便会变相受损。保护他们的债券机制叫“重置利率票据”，即必须补偿债券价格下跌给投资者带来的一切损失。举例来说，假设投资者购买了1000美元年利率为14.75%的债券，则每年可获得147.50美元的利息。一年后，由于一般利率水平上升或者债券发行公司陷入危机，债券的市场价值下降到970美元，则初始的14.75%的利率不再能满足投资者的期望。债券价值下降意味着若投资者以970美元的价格购买债券，则其获得的实际利率为15.2%。而重置条款的目的就是将债券的价值恢复到其面值水平，因此，为了弥补债券价格的下跌，被收购公司需要将利息提高3个百分点至每年152美元，使债券的市场价值恢复到初始的1000美元。这将保证债券价值不缩水，从而使债券初始投资者感到满意。
从条件对等角度讲，王健林同样在“固定利率+浮动利率”中，给“利率变动”上限封顶。作为一种平衡，双方通常会妥协退让，给债券投资者一部分股权，允许固定利率有一个浮动空间。但是，王健林对出让股权的拒绝非常坚定，同时坚决不同意利率重置。
王健林的不同意自然有原因。据《门口的野蛮人》记载，KKR公司收购的价格是313亿美元，这个价格是纳贝斯克公司现金流的11倍，包括高达6亿美元的重置利率票据，这是该收购案复杂负债组合中的定时炸弹(该票据的利率定于1991年重置)。雷诺兹—纳贝斯克公司票据的利率重置是没有限制的，也就是说，雷诺兹—纳贝斯克公司必须补偿债券价格下跌给投资者带来的一切损失。投资者远离高风险债券的压力与日俱增，促使债券发行利率上扬并导致债券价格跳水，雷诺兹—纳贝斯克公司面临着票据利率从13.71%上升至25%的风险。这一打击是致命的，该公司无论如何也支付不起每年新增的6.7亿美元的利息费用。如果该公司违约，KKR公司将失去其15亿美元的全部股权。1990年7月，KKR公司做了唯一可以做的事情来避免破产：增加一倍投资，再向雷诺兹—纳贝斯克公司投资17亿美元来进行债务重组。雷诺兹—纳贝斯克公司设法避免了破产的厄运，但这笔投资不再被视为一场胜利，而是一场创纪录的安慰奖，成为杠杆收购业的典型案例。多年以后，当KKR公司最终从该项目中脱身时，其损失已经超过了7亿美元。KKR在1987年创纪录募得了61亿美元的基金，在扣除管理费后，最终只给投资者提供了9%的平庸回报。
最终，他们达成了妥协，互相没有提出进一步要求。在2013年9月30日前，也就是完成AMC法律意义上的并购一年后，王健林经过复杂谈判，完成了AMC上市前的准备工作，这项工作无疑可以用完美来形容。
据招股书披露，截至2013年9月30日，AMC总负债降为21.94亿美元。债务的长短期限更加合理，短期债务仅仅0.15亿美元，其中包括将于2020年到期面值为775万美元的定期贷款以及679万美元的资金和融资租赁负债。也就是说，短期负债中的775万美元是长期贷款的当期部分，融资租赁负债是经营性负债，除非取消租约，否则不可能短期变长期。AMC的短期几乎零负债。
长期债务中主要有债券、贷款和融资租赁负债。债务是组合债券，有浮动利率和固定利率，主要包括面值6亿美元的2020年到期的高级次级债券、面值6亿美元的将于2019年到期的高级固定利率债券。贷款也是组合贷款——高级担保信贷融通面值7.64亿美元的将于2020年到期的定期贷款和循环信贷融通，其中循环信贷融通承诺为1.5亿美元。
从2012年5月21日开始计算，在16个月的时间里，AMC的负债增加仅仅约2.94亿美元，其资产负债表中的资本结构被重新改写。这是双方博弈的最佳结果。以2013年12月31日的开盘价19.18美元计算，AMC的股权总市值约为18.68亿美元，其中万达持有AMC的股权价值约为14.60亿美元。在17个月的时间里，万达的股权增值一倍多。
这还是一家美国公司
AMC上市后，在美国人和AMC员工眼里，这仍是一家老牌的美国公司，没有员工离职，管理层也没有改变，一切都没有改变。实际上，AMC的老板换人了，王健林如何做到AMC“白皮黄心”？
2011年3月31日前，AMC的公司股权架构是，AMC控股Marquee Holdings Inc，Marquee HoldingsInc控股AMCE。通过吸引合并，Marquee Holdings Inc消失，AMCE成为AMC的直接子公司。
2012年8月30日，AMC公司股权架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万达电影展映有限公司是万达的间接全资子公司，万达通过它与AMC合并，保留AMC作为合并后的主体，AMC成为万达拥有的子公司。在外人看来，AMC保留一切原有的标识，仍是AMC。万达并购AMC，其估计的交易价值约为2，745，875，000美元。合并AMC对价总计为701，811，000美元。7亿美元的资金来源，坊间说法不一。王健林公开说辞是，7亿美元全部由万达支付。AMC招股书显示，7亿美元来自银行借款和万达贡献。
万达并不是直接控股AMC，王健林在万达和AMC中间搭设了一座桥。直接控制AMC的是一家BVI公司。这符合国际通行做法。招股书中称，AMC是“受控公司”。据此推测，万达是通过在类似维京群岛等免税天堂设立控股公司，通过这种控股公司来控制AMC。按中国法律规定，受控公司是指中国居民股东在实际税负低于所得税法规定税率水平50%的国家(地区)，并非出于合理经营需要对利润不作分配或减少分配的外国企业。除了避税需要，受控公司还享受豁免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某些规定。比如说，董事会的构成要由大多数独立董事担任，某些委员会完全由独立董事会担任。如果按照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要求，王健林对AMC的控制力就会大大降低。有了“受控公司”身份，AMC就不需要再遵守纽约证券交易这些规定。
通过一系列操作，在保留AMC品牌同时，美国人丝毫没有感觉到AMC是家外国公司。
来源：财经网